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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评论

《长江商报》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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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本土资源  

2009-10-12 10:30: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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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本土资源

时间:2009-10-09 23:51来源:长江商报
有声朗读

  ——傅国涌专访

  编者按

  胡润9月28日公布了“2009胡润百富榜”的前两名,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以财富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张茵家族以财富330亿元排名第二。围绕“百富榜”,媒体关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等问题,又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期评论周刊特邀请刚刚完成新著《大商人》的著名学者傅国涌谈谈他的看法。
  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等问题。出版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等专著。

  傅国涌
  实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长江商报:之前你出的书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现在怎么会想到关注近代实业家群体,是一种转向吗?
  傅国涌:其实没有转向,还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探寻,还是围绕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轴心,我关心的内在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不能过得更好,他们能不能像其他的文明人类一样在一个文明时代里呼吸,有尊严地面对世界。以前我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思考和作为,关注近代中国的言论史,没有留意实业家这个群体的努力、影响和他们的命运起伏,在读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文明不是依靠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的个体生命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靠不同领域的人在不同侧面一点一滴共同推进的,这当中实业家绝不能忽略。推进文明大致上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激进的、豪迈的、大刀阔斧、不计代价的,追求毕其功于一役,一条是渐进的、温和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不相信一夜之间可在地上建成通天塔,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实业家就其本质来说更倾向于后一条路。我感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这两个近代产生的阶层,就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他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
  长江商报:中国近代企业家创造了什么样的传统?这一“传统”后来的命运如何?
  傅国涌:近代企业家,可以张謇和卢作孚两人为代表。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的热忱,与他们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冲动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实业报国、实业救国的传统。他们通过办企业推动城市化的实践已经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范例,张謇以企业办社会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范旭东的“永久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史上值得珍视的本土传统。
  他们办企业的动力首先来自中国当时面临的危亡局面,是为了救国。其次,他们在前人那里汲取商业的智慧同时又超越了前人。在他们之前,晋商、徽商,乃至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但他们是封闭社会的产物,经商只是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商人们最终向往的还是红顶子,换言之,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当然皇权也不允许生长出自己所陌生的新事物。
  这个传统的失去是因为刚性的外部制度变迁,随着私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传统已没有存在的空间。
  长江商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与近代实业家有哪些可比之处?有没有继承他们的传统?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出现了对商人伦理的自觉?他们在当下的转型期能发挥什么作用?
  傅国涌:最近三十年重新出现的企业家阶层,和近代的实业家还很少有可比性,也很难找到他们前辈身上曾经闪现的品质,原因是历史有过数十年的断裂,今天的实业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包括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比前辈更优越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地球变得很小,接收外界信息极为方便,与世界交往、沟通、融合的门槛降低了。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最终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样做出令后人怀抱敬意的事业,接续前人留下的好传统,现在还不敢断言。
  今天才来谈商业伦理虽然有点晚,但总算我们开始正视、直面这个问题了。 几年前有个企业家武克钢曾呼唤“工商文明”,提倡“商本位”,其中就包含了类似的意识,虽然企业家阶层要洗刷掉给世人留下的唯利是图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这个阶层中有些人开始了反思,明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开始做事情。他们掌握着相当的经济资源,并具有行动能力,他们在转型时代能做的事很多,比如环保、公民教育、行业自治等方面,还有在帮助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的培训等方面,在推进大的制度创新方面,他们都可以有作为。我指出这个阶层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纠正三十年来一味重商的风气并不矛盾,老实说,这里所谓的“重商”只是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代名词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商,一种合乎现代价值的商业伦理目前尚在孕育当中,还没有成型。企业家负责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恰恰也是培育商业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塑造精神共同体

  长江商报: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 根据你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来,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形成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
  傅国涌:就历史来看,晚清时在戊戌变法前就有一个追求维新变法的精神共同体,在广东、湖南、上海、北京等地,他们不仅在理念上相通,而且付诸了行动。五四时代围绕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人们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虽然他们出现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这批人和他们的读者群,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在现实中的影响绵延数十年而不绝。这样的精神共同体不是雷霆霹雳,不是急风暴雨的力量,并不是要包打天下,许多时候甚至抵挡不了暴力的呼啸。它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它给社会提供的只是方向感,也就是核心价值。
  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靠这样的精神共同体支撑的。在传统社会,支撑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是知识分子,而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转型,可以说像张謇、卢作孚等新型企业家也是创造精神共同体的一支积极力量。他们推动社会变革,也许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显山露水,但却往往因稳健而坚实。中国在变革中,在这一变革的时代,我们要寻找有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资源,也不能忽视寻找有益的企业家精神的本土资源。

  企业家获得创造力离不开外部环境

  长江商报:现在谈商业伦理是一种时髦,而谈它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如何得来的,第二,他后来在竞争中胜出是靠市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还是靠权力(主要是行政垄断),这是伦理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回看近代“大商人”,他们有没有“原罪”的困扰?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历史能否给我们一些启迪?
  傅国涌:我所说的“大商人”,特指那些创办民营企业的近代企业家,和富豪、有钱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权力发迹的商人。“企业家”本来是有特定内涵的,不是什么人都担当得起,只是这个概念今天被滥用了。对于我说的这些“大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风云际会,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光,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们与权力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和交易关系,但也必须与权力打交道,与权力博弈。大凡成功者只是在权力的夹缝中幸存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提供的出色示范,已经给今天有志于办企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长江商报:从你的书中,我们注意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既因依附权力得利,而又因为官方的觊觎而危机重重。从洋务兴起、官督商办到一战后大批民族资本的兴起,乃至今日的垄断国企等等,权力始终是中国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工商阶层的发达,既可能与权力合流而成新贵,也可能与权力抗衡而引起社会的变迁,为何有这两种走向的差别?
  傅国涌:从资本的性质来说,官企或者说垄断性的国企,本来就是权力的产物,与民营工商业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 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处境总是艰难的,不同的人因此有了不同的选择,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选择。国民党在1927年上台之后,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处于绝对强势,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永利公司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几乎都一而再地面临被官资、官企吞并的危险。荣家兄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为此吃够了苦头。所以,卢作孚才会感叹:“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当他们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被裹挟。在我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叙述。民营企业今天的处境企业家们心中更清楚,我相信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一定会有启发,包括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技巧。荣德生早就明白,政府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收税即可。如果政府能充分发挥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办,也没有用,只是徒增浪费而已。
  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性,如果时代没有给工商阶层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只有靠与权力合流才能立足,才能发展,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会走这条路。如果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可以容许他们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乃至多数都会选择自主发展,保持更多独立性,显示自身的独立价值,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采写/本报评论员 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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