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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评论

《长江商报》的思想盛宴

 
 
 

日志

 
 

本报评出2009年国内十大事件  

2009-12-31 10:28: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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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出2009年国内十大事件

时间:2009-12-31 04:27来源:长江商报
有声朗读

  社会进步的推手
  ◇ 本报评论员 廖保平
  这是我们第一次评选国内十大事件,这是我们关于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次年度观察。
  作为一家主流媒体,我们每天都在记录新闻,触摸时代脉搏,第一时间感知社会的温度,与贫弱无力者守望相助,与人民一起共尝酸甜苦辣。在年终岁首的时候,扒梳一年十大事件,称量一年的收成得失,我们责无旁贷,因为,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怀有无限的深情,渴望它更加繁荣富强、文明进步。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社会大事件,往往是社会进步的推手。正如辛亥革命之于千年帝制的终结,五四运动之于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倡行,有的事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有的事件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当我们回望历史,无数事件被记忆,被标识,被论说,就在于它推动社会进步,成为历史长河里的闪光点。
  回首2009年,有比我们评出来的更重大的事件,也有令人更荣耀和更伤痛的事件,没有入选到这个名单,不意味着它们无意义,一切只在我们的关注点不同,我们偏于事件的社会推动意义。对于这十大事件,读者和我们共同见证过,甚至参与过,很多都曾经引起普遍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拨动我们共同的情感琴弦,成为我们共同的年度记忆。这些事件当中,有的或可成为符号,就像我们想起收容遣送制度,就会想起孙志刚事件一样,会在一段时间里被我们一再提起,只因它们在不同方面、不同层级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躲猫猫”事件让常识再一次获得胜利。唐福珍以极端的行为直接促进拆迁条例的修改。邓玉娇案超越法律争论,把官民紧张对立情绪放在了焦点上。重庆打黑赢得掌声,也暴露了诸多深层次问题。跨省追捕事件再次拨动民众捍卫公民正当权益的敏感神经。开胸验肺以惨烈的方式证明弱者的维权何其艰难。钓鱼执法让人见识了权力堕落对道德堕落的催化作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促使政府反思决策拒斥民意参与一意孤行的后果。对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质疑实是对行政垄断的担忧。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我们勾画了美好的人权蓝图。可以说,每一个事件都指向一种进步的方向,而社会的进步就是种种小进步的总合。
  入选的绝大部分事件是矛盾冲突事件,个人命运在事件中沉浮创痛,令人或伤怀或愤怒或唏嘘,你我都无法置身事外冷漠以观,正反映了事件背后隐藏着的普遍社会诉求的总暴发,让事件成为引渡众生的舟船,成为利益各方博弈的场域。公共事件频发,矛盾冲突呈胶着状态,这正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困境,现实还存在大量与民主法治相背离的行为,公民社会建设仍任重道远,常识的重建尚有时日,约制权力的嚣张自利,让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生活是多么地紧迫。矛盾和冲突也一再证明,社会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与人的解放,公民权利的伸张,法治修正相生相伴。
  入选的绝大部分事件的主角都是平凡人,邓玉娇、唐福珍、邓海超、王帅、孙中界、网友、市民,他们或者有清晰的面孔,或者隐于芸芸众生之中。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件,他们不会被我们认识和记取,我们不会想到弱者以怎样的一种逻辑,放大被侮辱与被损害,直至成为被关注得以解决的公共事件。当他们不愿做沉默的大多数,挺身而出时,我们既感慨于他们的无助,也感谢他们以大写的人站立成榜样,更加坚信,人皆可为尧舜,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进步的推力,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并非夸虚之词。
  有些事件曾以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上演过,讲述着相同的主题。番禺垃圾焚烧事件,让我们想起了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王帅跨省追捕事件又跟2008年的进京抓记者事件何其相似!相同性质的事件一再发生,一再证明进步的艰难。然而,所有事件都不是白白发生的,事件的累积效应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前有厦门PX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解决就顺畅了很多,自戕维权事件也是如此。有些事件或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仍然被我们纳入进来,比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只因它释放了信号,在人权的发展已经成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的今天,我们愿意遵守基本的国家行为准则,融入时代进步的潮流。
  年度大事,已成定格在时间帷幕上的画面,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历史洪流之中的我们,不敢妄下断言,说这些事件都是里程碑,但我们坚信,这是迈向文明的家国在破解难题中累砌的一个个台阶,有了台阶,我们就可以登高看远。

  1 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
  2009年2月8日,因盗伐森林被拘押的24岁男子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晋宁警方称,李是和同监室的狱友在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重度颅脑损伤”,送医院四天后不治身亡。“躲猫猫”一词旋即成为网络流行语。
  事后,当地警方进一步自圆其说,“由于死者抓到同监狱友普某某,而引其普某某不满,最终两人发生争执。争执中普某某先踢了死者一脚,随后又朝其头部击打一拳,死者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后,头部与墙壁与门框夹角碰撞,最终受伤。”疑团因此增加。
  直至2009年2月27日,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称:李荞明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
  点评》》》
  作为网络流行语的“躲猫猫”,不仅仅是对谎言的讽刺。谎言毕竟重新杜撰了事实,而事实一经杜撰,就需要对整个事实的链条重新编排,正所谓“说一个谎言圆另一个谎言”。但是“躲猫猫”事件绝非如此,它只是对同一个事实进行了另一种描述,并在不杜撰事实的情况下,彻底改变了事实的性质。正如同“俯卧撑”,扯上一个类似的肢体动作进行比附,使得性侵犯在人脑中也附着了温情的色彩。
  “躲猫猫”也好,“俯卧撑”也好,都是我们时代的“新话”。“新话”的原则就是,在可以用“不好”描述事实的情况下,就不用“坏”这个词。所以,那些狱警并非笨蛋,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半生不熟地掌握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修辞手段。当谎言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已经真假莫辨——小的谎言需要不断自圆,大的谎言却在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本报评论员 肖畅)

  2 四川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
  2009年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
  2009年11月29日晚,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据唐福珍妹妹唐福英介绍,自从11月13日发生自焚事件后,唐福珍病房(重症监护室)日夜有4名治保人员监守,亲人都见不到唐福珍。
  据唐福珍的亲属称,当时他们要求官方把尸体交给亲属,金牛区刘副区长说他要请示领导,到第二天凌晨1时许,才同意亲戚把唐福珍的尸体运往新都区东林殡仪馆安放。当时,有包括警车在内的六七辆车和警察、治保人员、城管人员共40人左右护送,尸体安放后政府留下 10多名治保人员监守。
  点评》》》
  每一起类似的案件,都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新闻判例”。孙志刚案使得收容条例被废除,佘祥林案使得程序正义得到尊重,唐福珍案使得拆迁条例有望被修改……这些都应成为“新闻判例”,作为判例,一是能为类似事件提供解决途径,二是促进制度漏洞的修补,最终让同类事件不再发生。
  体制、制度、机制,都不可能通过理性设计一劳永逸地建设完型,它们永远在路上,需要不断面对新的问题,并在解决新问题的基础上自我改进。难以想象,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地碰到老问题,解决老问题,这个社会将是何模样?因此,我们需要“新闻判例”,它是这个社会赖以自我改进的因素之一。(本报评论员 肖畅)

  3 湖北巴东“邓玉娇案”
  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利器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名叫邓贵大,是野三关政府招商办公室主任。起初,当地警方称邓玉娇用修脚刀刺死的对方,事后被证明该利器是水果刀。
  2009年6月5日下午,邓玉娇两位来自湖北的辩护律师收到巴东县法院依法送达的起诉书。检察机关认为邓玉娇具有防卫过当、自首等情节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2009年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邓玉娇案”,并作出一审判决。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点评》》》
  有网友戏言邓玉娇是这个时代的烈女,但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的就是烈女。所谓烈女,当指所有在礼制逼迫下而做出拼死抵抗的弱势者。也就是说,有外部的强力在侵犯这些弱势者,但礼制又需要他们抵抗以保洁身,否则即便是被侵犯,仍然后果自负。
  “烈女”说当然只是戏言,但也多少透露出邓玉娇这类人物的悲哀:不在隐忍中被侮辱,就在自保中走向毁灭。虽然法律保护了邓玉娇,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偶然的因素,因为并不是每个“防卫过当”的邓玉娇,都能最终被宣判免于刑事处罚。
  这个时代不需要烈女,进一步说,这个时代需要每一个人因为法治而变得强势。(本报评论员 肖畅)

  4 重庆掀起“打黑”风暴
  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指示,以侦破江北区爱丁堡黑社会团伙持枪杀人案为突破口,重庆警方2009年6月提前启动了打黑除恶战役,从集约3000余名到后来7000余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从最初成立14个重点专案组发展到目前的232个专案组,采取多种举报形式获取黑恶势力有效线索,充分利用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黑恶团伙头目和骨干分子无一漏网,从中破获刑事案件1907起。
  这是重庆警方25年来最大行动,截至2009年10月21日,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重庆公安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同时,全市有10名警察因虚报数字被停职。
  另外,2009年9月27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许可,经重庆市纪委审查并移送司法机关,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
  点评》》》
  重庆打黑运动,让媒体第一次真正触碰到中国的“黑社会问题”。按《刑法》或者官方的权威说法,中国是没有黑社会的,但是,“黑社会问题”却并非不存在。当一些黑恶势力向权力渗透,向公司化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我们眼前。
  之所以要强调“黑社会问题”,绝非单纯措辞的考虑,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本就是一个国家法治化转型的表征。转型是痛苦的,问题也颇多,重庆掀起打黑运动,成绩显著,但其所带来的“黑社会问题”却并未因打黑而消去,它仍然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本报评论员 肖畅)

  5 河南新密张海超“开胸验肺”
  2007年8月,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感觉身体不适。此后,张海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就诊,几家医院均告诉他“疑似尘肺”或“不排除尘肺”。2009年6月22日,张海超无奈地选择了在郑大一附院 “开胸验肺”,随后被确诊为尘肺病。该事件一曝出,立马引起一片哗然。
  张海超开胸验肺后不久,又传来云南13位民工申请职业病鉴定遭拒后要求开胸验肺的消息,接下来又是深圳百余名民工被职业病防治院以没有劳动合同为由拒绝鉴定后要求开胸验肺的消息……
  点评》》》
  一年来,与“开胸验肺”有关的事件频发,不得不说,行为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的下下策,深刻地印证了弱势群体对职业病鉴定之难的极端无奈。是的,纠正一个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从根源上避免错误发生。唯有填补制度漏洞,张海超们无奈的自残“自救”,才能成为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但愿“开胸验肺”事件能引发全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深刻反思:唯有将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收入、劳动保障等作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才能形成一种让劳动者感受到尊严、感受到希望的社会生态。而这,不但是普通劳动者提升幸福感的希望所寄,也是一个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6 上海交警“钓鱼执法”风波
  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近年来,上海“钓鱼事件”似乎格外打眼。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用刀捅死“女协查员”。
  2009年9月8日,张某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谁知,对方竟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人,专门诱人入瓮的。而大约一个月之后,上海司机孙中界因善意帮载一年轻人被认定为“非法营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孙中界竟然用刀砍下左手小指。
  2009年10月20日上海市公布“钓鱼执法”最终结果,浦东新区区长表示“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并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点评》》》
  正如他人所言,“鱼钩”上钩住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是钩起了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尽管执法者钓到了违法事实,但怎么也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种种迹象表明,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这种“陷害式”的执法行为,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使公众陷入守法与违法的无限困惑之中,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的沉重打击——这是政德对道德的一种莫大亵渎。
  因而,要对“钓鱼执法”斩草除根,唤回社会的诚信与互爱,就务必要加紧行政程序立法,以及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约,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公平透明的阳光底下。(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7 河南灵宝王帅“跨省追捕案”
  2009年春节,王帅从上海回家,看到灵宝市以租代征占用家乡耕地,大片苹果园被毁,补偿不到位,农民生活困难,怨声载道。他认为当地政府做法错误,便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却无人理睬。于是,王帅在网站上发了一个帖子,批评灵宝县的违法行为。而这个帖子很快让在上海工作的王帅以涉嫌“诽谤”被灵宝市跨省追捕,押解回乡,在看守所里关了八天。此事一曝出,引起广泛热议。在强大且持续的舆论关注下,最终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向公众道歉,王帅获得783.93元国家赔偿。
  类似的事件还曾发生在内蒙古男子吴保全身上,他因在网上替朋友发帖曝光政府违法征地,2007年、2008年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1年。
  点评》》》
  我们本该为一些官员如此“重视”一篇帖文而欣慰,但当他们只看到帖子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而不审视问题究竟存不存在,并想办法去纠正问题时,滥用公权去“跨省抓捕”就不足为奇了。但必须看到,如此滥用公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它不仅践踏了民主和法制,而且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
  因此,必须提醒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务必慎用手中的权力,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唯有遵守宪法关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变“堵”为“疏”,积极用互联网这一手段与社情民意形成良性互动,才有可能使“跨省追捕”的问题源头被拔掉。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8《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发布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13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计划除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之外,首次将人权教育放置同等地位。除此之外,计划在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及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一章中,再次重申对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并加强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
  点评》》》
  一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受到国外批评颇多。敢于直面人权方面不足,公开人权发展、行动计划,显示出中央政府推动人权进步的决心。
  当然,一个政府也只有尊重、保护本国公民的各项权益,才是合格的政府。中国政府第一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也是对各方质疑的建设性回答。其重大意义,不亚于经济、社会方面的5年规划。
  首次发布的人权行动计划,虽然仅是2009年和2010年的短期计划,但依旧令人期待。2011年的时候,计划能否如期达到目标,这是各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有这样的压力,才迫使政府信守承诺,不辜负国民的期待和信任。人权行动计划是否能够兑现,重在行动,归根结底在于千方百计去落实。落实好这个为期2年的人权行动计划,也将为下一步改善、发展人权提供更多经验参考,并为加快政改步伐累积能量、创造环境。(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9 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
  国庆之后,广州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地点,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的消息曝出。令相关部门没有意料到的是,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受到当地市民、媒体的强烈质疑。
  质疑主要集中在:周边市民认为,在如此稠密的居住区建垃圾焚烧厂的气体排放等环保指标无法过关。还有市民认为,焚烧厂周边居民的癌症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且认为用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是发达国家早已淘汰的处理方式,不应再在广州运用。
  在媒体的持续追击下,重磅新闻不断曝出:专家支持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引争议,被指谋求私利;广日集团这家以生产电梯闻名的企业,进军垃圾焚烧产业的“前世今生”等,都被揭露出来……
  12月20日,应华南板块业主邀请,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来到丽江花园,和市民代表就垃圾分类展开讨论。讨论会上,谭应华三次重申:“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经停止。”
  点评》》》
  在公共问题上,公民的参与,对政府同样也是好事。番禺垃圾焚烧风波,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一个错误的决策,引起市民频繁抗议乃至上访,各项成本明显增加,政府岂不是自找麻烦?
  麻烦从来都有,最大的麻烦是,政府不计成本,对麻烦毫不畏惧。2年前的厦门是幸运的,广州番禺也是幸运的。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已经停止,不仅如此,番禺及广州市领导还把民众的对话要求,看做是公民社会的成长。但番禺仍然是个案,更多的抗议、不满,甚至群体性事件都是以自说自话的形象出现。
  在岁末,我们为番禺垃圾风波的暂缓而兴奋,但如何让更多的官员承认并接纳公民合理的抗议权利,这是我们总结和反思类似事件时更为要紧的。番禺的市民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点,一个人不需要别人来代表,自己的生活、权利需要自己去维护,只有这样,权利才不会被剥夺。(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10 以晋煤整合为代表的“国进民退”
  金融危机开始后,政府向央企注资的新闻就不绝于耳。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也使得国有企业成了后危机时代最大的受益集团。
  被人称为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第一个动向出现在地产业。2009年4月以来,各地天价“地王”相继出现,而拍下这些“地王”的,多有“国资背景”。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各月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地块中,有 60%的高价地块由国资背景企业获得。据此,有人惊呼“国资大规模进军房地产行业”。随后,以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山钢吞并日照钢铁、中粮集团参股蒙牛乳业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逼退民营、私有企业的行为,表明新一轮“国进民退”愈演愈烈。
  点评》》》
  “国进民退”的问题,纠缠于个案,是远远不够的。宏观上说,“国进民退”风潮,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
  须看到,垄断的国企是全方位通吃的,从股市到楼市,从实体经济领域深入虚拟经济领域,大量民企被逼退,甚至地方国企也为央企“欺压”,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向股票与房地产等投资品市场,这无异于为下一轮的经济泡沫埋下了定时炸弹;资本和市场份额向国企集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渗透。有数据统计,利润向国企加速集中的趋势,已经出现。在监管不力、分配不公尚未扭转的情形下,国企利润普通公民很难分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将累积。
  正是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济,也就很难扩大和改观。而当国内、国际市场的购买力都无从消化产能时,加上实体国企和金融国企互绑的风险,货币信用的问题也将出现,会不会殃及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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